文/靜遠（明慧之窗記者黃詩編輯）
華夏文化是神傳文化，華夏文明之所以長期繁榮世代傳承，主要得益於傳統文化所蘊涵的崇高智慧，儒釋道精神蘊涵其中，秉承敬天順天之傳統，追求「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是中國古人對宇宙和人的相互關係的一個最根本的看法，是以「天人合一」為核心。
古人認為天人可以相互感應，天象和人事變更直接對應，「天」主宰著人、社會命運及賦予人吉凶禍福。「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的善惡行為能夠被天所感應到，即「天之照人，與鏡無異」、「為善，天地知之；為惡，天地亦知之」。天人關係本質上是神人關係。
天人感應淵源流長 —— 中華文化之精髓
儒釋道三家宗旨無不是教人向善，按照宇宙規律行事。儒家講「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講「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因果報應」思想更是佛家主要理論之一。
對於遭遇災難，不管是儒家、道家還是佛家的理論，都是一致的，都認為是「天人感應」，是人心不好，因果之報，改變人心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修德向善才能感動天地，消除災難。
傳統文化因而重視個人修養，要求凡遇事要向內找，這能使人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通過完善個人以達「天人合一」，樂道順天，不憂不懼，安身立命。並且認為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是上天表示對人的譴責和嘉獎的兆示。
上古時的河出圖，洛出書，鳳鳥至，都是古人認為天下要大治的預兆，「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易書》），指中華人文始祖伏羲氏順天呈象而化育天下，開啟了華夏民族本源文化的肇端。三皇治世，五帝定倫，大道昌明，萬邦協和，天降祥瑞頻現。
《尚書・洪範》則對天人感應系統整理並形成了「天人感應」的概念，明確指出「感應」的方式是「天」監察人的行為，然後通過一系列自然現象來表達自己的意志，與人事行為是否端正直接感應。
《呂氏春秋・明理》則分門別類地把災異分為風雨、寒暑、陰陽、四時、人、禽獸、草木、五穀、雲、日月、星氣等許多方面，每個感應之中又區分出許多種複雜情況。春秋時盛行的占星術，則可依據天體的運行推測人事的吉凶禍福。
《春秋》闡述天道 人間禍福天意決定
孔子作《春秋》言災異述天道。《春秋》為儒家《五經》之一，被後人稱為「禮義之大宗」。《春秋》按年記載了春秋時魯國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六年間的歷史大事，涉及多國。內容包括天文氣象、政治經濟、社會生產與生活等諸方面，是當時有準確時間、地點、人物的原始記錄。
其中記載了「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鵒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廿二史札記》）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重在事和文，惟獨重在義。因為當時社會劇變，禮崩樂壞，孔子認為上天會根據人的行為善惡邪正下應於人，即以災異來譴告人，使人反省改過。孔子作《春秋》的要義是化導世人以接近聖賢之人，勸國君「正刑與德，以事上天」。
如魯宣公時發生蝝害，蝝即未生翅的幼蝗，《春秋》明言宣公因「變古易常」天應之而有災，宣公於此天災後，能及時反省改過，恢復了古制，因而避免了更大災害，保住了莊稼收成，所以孔子深為宣公僥倖而書之。
西漢時董仲舒集前代天人感應說之大成，著有《春秋繁露》等，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內涵以天人感應為核心，闡述「王道及三綱五常來源於天」的倫理。
董仲舒認為，天人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關注之下。人君若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以譴責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加以鼓勵。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樂書》中說：「天與人相通，就好像形與影、氣的關係，做好事的人，天報以福；做壞事的人，天報以禍。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講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君當像天行動，人君至誠的心能感動皇天，使陰陽變易；如果人君逆陰陽、背天心則會有災異發生，這是天皇對人君的告誡。」
商湯下「罪己詔」天降甘霖 後世仿效
對於災異，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朝廷專門有「欽天監」這樣的機構來監測天象、地震等，有關人員要收集相關情報，提出建議上報皇帝。一旦出現災情，皇帝要發表「罪己詔」，反省自己是否失德，要避殿、減膳、罪己、求言等，以補過失；地方官要去懺悔，分析發生災害與人心的因果關係。
歷史上最早「罪己」的古代帝王是禹、湯。史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看見犯罪之人，就傷心地的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會末期的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首領，於是自責。
商滅夏後，湯布告天下，安撫民心，史稱《湯誥》。湯深刻的檢討了自己的過錯，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後，適逢商連年大旱，五穀不收，負責宗教祭祀的大臣說，要用人為犧牲，向上帝祈禱求雨。於是，湯「剪髮斷爪」，身為犧牲，禱於桑林，這就是著名的「湯禱桑林」，記載於《商史》：
商朝的開國君主成湯即位後，天不下雨鬧大旱七年之久，成湯於是來到桑林之野誠懇地向上天祈禱，他以六件事自責道：「是因為我的政令無度；或是我使得臣民有違職責；或是我的宮廷生活奢侈腐化；或是我任由後宮弄權亂政；或是我吏治不嚴使賄賂盛行；或是我聽信讒言以使小人得勢？」話還沒有說完，方圓數千里便下起了大雨。
禹、湯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應，遂成為後世帝王皇帝效法的榜樣。
其中，商湯禱雨的事例，是古代國家政治生活的真實寫照。更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古代開明帝君注重修身和善於納諫、勇於自責的精神，故儒家將其列為「聖德芳規」，成為古代官場的一種道德精神，亦稱之為「官德」。
史載漢武帝即位後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大亂。武帝晚年漸有所悔，征和年間，他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奏請，決定「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他「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罪己詔》。漢武帝晚年面對大廈將傾的危難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調整了國家的內外政策，不但使政權轉危為安，而且也為「昭、宣中興」打下了基礎。
據學者蕭瀚根據《二十五史》進行的統計顯示，中國歷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漢朝15位、三國3位（曹魏1位、孫吳2位）、晉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遼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
《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災人禍面前能夠自責，反省懺悔自己做錯了甚麼，從而修正自己的錯誤，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找到避免天災應對人禍的方法，這充份體現了古代明君的良知，更是天下萬民的一份福氣，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
結語：中共逆天而行 世人莫追隨
歷史上許多先知、先覺和高人都能通過觀察天象，預知世間大事的發生和朝代的變遷，如三國時諸葛亮的《馬前課》，唐代李淳風和袁天罡的《推背圖》，宋代邵雍的《梅花詩》，明代劉伯溫的《燒餅歌》等，其創作之嚴謹、思維之縝密、應驗之神奇，令人驚嘆，警示後人，明智之士當選擇以趨吉避兇。
翻開人類歷史，天災幾乎從未曾斷絕過，史料同時也記載了許多行善者身上發生的瘟疫不侵、水火風雷不殃的事例，充分證實了重德向善者能夠得到上天的眷顧與保護，在危難關頭，能夠化險為夷，因為「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然而當今中共卻逆天而行，破壞傳統文化和道德，強制給人們灌輸無神論和鬥爭哲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妄想割裂人與天地自然之間的諧和關係，使道德淪喪，以惡為能，無惡不作，危害生命，製造了無數人間悲劇。
其中最大的禍害則是迫害善良無辜的法輪功修煉群體，甚至犯下了「活摘器官」這樣的「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罪惡」，使人神共憤，必遭天譴。
幸好天佑中華，目前中國大陸已有超過四億民眾退出了中共的黨、團、隊組織（三退），徹底認清其邪惡本質並拋棄它，這是順天意而行的壯舉。明真相，回歸天理、道德和良知，才會擁有光明的未來，才能獲得上天的護佑和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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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4/2/23/中華文化智慧之──「天人感應」（上）-288021.html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4/2/24/中華文化智慧之──「天人感應」（下）-288022.html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8/7/11/【神傳文化】帝王罪己-181747.html
（本文主圖來源：Pixabay）
世局紛亂、災異頻仍、真假難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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