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智慧:天人感應

中華文化智慧:天人感應

文/靜遠(明慧之窗記者黃詩編輯)

華夏文化是神傳文化,華夏文明之所以長期繁榮世代傳承,主要得益於傳統文化所蘊涵的崇高智慧,儒釋道精神蘊涵其中,秉承敬天順天之傳統,追求「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是中國古人對宇宙和人的相互關係的一個最根本的看法,是以「天人合一」為核心。

古人認為天人可以相互感應,天象和人事變更直接對應,「天」主宰著人、社會命運及賦予人吉凶禍福。「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的善惡行為能夠被天所感應到,即「天之照人,與鏡無異」、「為善,天地知之;為惡,天地亦知之」。天人關係本質上是神人關係。

天人感應淵源流長 —— 中華文化之精髓

儒釋道三家宗旨無不是教人向善,按照宇宙規律行事。儒家講「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講「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因果報應」思想更是佛家主要理論之一。

對於遭遇災難,不管是儒家、道家還是佛家的理論,都是一致的,都認為是「天人感應」,是人心不好,因果之報,改變人心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修德向善才能感動天地,消除災難。

傳統文化因而重視個人修養,要求凡遇事要向內找,這能使人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通過完善個人以達「天人合一」,樂道順天,不憂不懼,安身立命。並且認為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是上天表示對人的譴責和嘉獎的兆示。

上古時的河出圖,洛出書,鳳鳥至,都是古人認為天下要大治的預兆,「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易書》),指中華人文始祖伏羲氏順天呈象而化育天下,開啟了華夏民族本源文化的肇端。三皇治世,五帝定倫,大道昌明,萬邦協和,天降祥瑞頻現。

《尚書・洪範》則對天人感應系統整理並形成了「天人感應」的概念,明確指出「感應」的方式是「天」監察人的行為,然後通過一系列自然現象來表達自己的意志,與人事行為是否端正直接感應。

《呂氏春秋・明理》則分門別類地把災異分為風雨、寒暑、陰陽、四時、人、禽獸、草木、五穀、雲、日月、星氣等許多方面,每個感應之中又區分出許多種複雜情況。春秋時盛行的占星術,則可依據天體的運行推測人事的吉凶禍福。

傳統文化重視個人修養,要求凡遇事要向內找,這能使人永遠立於不敗之地。(pixabay)

《春秋》闡述天道  人間禍福天意決定

孔子作《春秋》言災異述天道。《春秋》為儒家《五經》之一,被後人稱為「禮義之大宗」。《春秋》按年記載了春秋時魯國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六年間的歷史大事,涉及多國。內容包括天文氣象、政治經濟、社會生產與生活等諸方面,是當時有準確時間、地點、人物的原始記錄。

其中記載了「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鵒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廿二史札記》)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重在事和文,惟獨重在義。因為當時社會劇變,禮崩樂壞,孔子認為上天會根據人的行為善惡邪正下應於人,即以災異來譴告人,使人反省改過。孔子作《春秋》的要義是化導世人以接近聖賢之人,勸國君「正刑與德,以事上天」。

如魯宣公時發生蝝害,蝝即未生翅的幼蝗,《春秋》明言宣公因「變古易常」天應之而有災,宣公於此天災後,能及時反省改過,恢復了古制,因而避免了更大災害,保住了莊稼收成,所以孔子深為宣公僥倖而書之。

西漢時董仲舒集前代天人感應說之大成,著有《春秋繁露》等,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內涵以天人感應為核心,闡述「王道及三綱五常來源於天」的倫理。

董仲舒認為,天人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關注之下。人君若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以譴責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加以鼓勵。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樂書》中說:「天與人相通,就好像形與影、氣的關係,做好事的人,天報以福;做壞事的人,天報以禍。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講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君當像天行動,人君至誠的心能感動皇天,使陰陽變易;如果人君逆陰陽、背天心則會有災異發生,這是天皇對人君的告誡。」

商湯下「罪己詔」天降甘霖 後世仿效

對於災異,歷朝歷代都非常重視,朝廷專門有「欽天監」這樣的機構來監測天象、地震等,有關人員要收集相關情報,提出建議上報皇帝。一旦出現災情,皇帝要發表「罪己詔」,反省自己是否失德,要避殿、減膳、罪己、求言等,以補過失;地方官要去懺悔,分析發生災害與人心的因果關係。

歷史上最早「罪己」的古代帝王是禹、湯。史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看見犯罪之人,就傷心地的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會末期的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首領,於是自責。

商滅夏後,湯布告天下,安撫民心,史稱《湯誥》。湯深刻的檢討了自己的過錯,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後,適逢商連年大旱,五穀不收,負責宗教祭祀的大臣說,要用人為犧牲,向上帝祈禱求雨。於是,湯「剪髮斷爪」,身為犧牲,禱於桑林,這就是著名的「湯禱桑林」,記載於《商史》:

商朝的開國君主成湯即位後,天不下雨鬧大旱七年之久,成湯於是來到桑林之野誠懇地向上天祈禱,他以六件事自責道:「是因為我的政令無度;或是我使得臣民有違職責;或是我的宮廷生活奢侈腐化;或是我任由後宮弄權亂政;或是我吏治不嚴使賄賂盛行;或是我聽信讒言以使小人得勢?」話還沒有說完,方圓數千里便下起了大雨。
商湯王立像 軸
商湯仁德愛民,逢大旱,自責己過,於桑林祈雨。(台北故宮博物館)

禹、湯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應,遂成為後世帝王皇帝效法的榜樣。

其中,商湯禱雨的事例,是古代國家政治生活的真實寫照。更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古代開明帝君注重修身和善於納諫、勇於自責的精神,故儒家將其列為「聖德芳規」,成為古代官場的一種道德精神,亦稱之為「官德」。

史載漢武帝即位後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大亂。武帝晚年漸有所悔,征和年間,他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奏請,決定「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他「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罪己詔》。漢武帝晚年面對大廈將傾的危難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調整了國家的內外政策,不但使政權轉危為安,而且也為「昭、宣中興」打下了基礎。

據學者蕭瀚根據《二十五史》進行的統計顯示,中國歷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漢朝15位、三國3位(曹魏1位、孫吳2位)、晉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遼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

《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災人禍面前能夠自責,反省懺悔自己做錯了甚麼,從而修正自己的錯誤,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找到避免天災應對人禍的方法,這充份體現了古代明君的良知,更是天下萬民的一份福氣,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

結語:中共逆天而行 世人莫追隨

歷史上許多先知、先覺和高人都能通過觀察天象,預知世間大事的發生和朝代的變遷,如三國時諸葛亮的《馬前課》,唐代李淳風和袁天罡的《推背圖》,宋代邵雍的《梅花詩》,明代劉伯溫的《燒餅歌》等,其創作之嚴謹、思維之縝密、應驗之神奇,令人驚嘆,警示後人,明智之士當選擇以趨吉避兇。

翻開人類歷史,天災幾乎從未曾斷絕過,史料同時也記載了許多行善者身上發生的瘟疫不侵、水火風雷不殃的事例,充分證實了重德向善者能夠得到上天的眷顧與保護,在危難關頭,能夠化險為夷,因為「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然而當今中共卻逆天而行,破壞傳統文化和道德,強制給人們灌輸無神論和鬥爭哲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妄想割裂人與天地自然之間的諧和關係,使道德淪喪,以惡為能,無惡不作,危害生命,製造了無數人間悲劇。

其中最大的禍害則是迫害善良無辜的法輪功修煉群體,甚至犯下了「活摘器官」這樣的「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罪惡」,使人神共憤,必遭天譴。

幸好天佑中華,目前中國大陸已有超過四億民眾退出了中共的黨、團、隊組織(三退),徹底認清其邪惡本質並拋棄它,這是順天意而行的壯舉。明真相,回歸天理、道德和良知,才會擁有光明的未來,才能獲得上天的護佑和賜福。

(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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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4/2/23/中華文化智慧之──「天人感應」(上)-288021.html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4/2/24/中華文化智慧之──「天人感應」(下)-288022.html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8/7/11/【神傳文化】帝王罪己-181747.html

(本文主圖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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