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劍（明慧之窗記者心篤編輯）
美國波士頓大屠殺紀念館外的石碑上，鐫刻著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那首著名的詩：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當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當他們對付我的時候，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這首詩之所以被放置在城市中心、眾目之下，就是為了時刻提醒人們：
「沉默暫時是沉默者的通行證，卻終將是沉默者的墓誌銘。」
當暴力與罪惡大行其道，哪個沉默的旁觀者能夠保證，自己不會是下一個受害者呢？尤其在大是大非面前，應該為正義發聲，沒有中立可言！
馬丁・路德・金曾警告：「我們看到真相卻一言不發之時，便是我們走向死亡之日。」
從歷史看「中立」的代價
《清史稿・列傳三十六》及《康熙朝實錄》中記載著一個歷史故事，康熙六年，年滿十四歲的康熙帝開始親政，當時的朝政仍被橫行霸道、結黨營私的鰲拜把持。鰲拜不僅矯詔（假傳聖旨）殺了二號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甚至還想禁止有建言之責的言官上奏，其黨羽遍布朝廷，作威作福，眾官員敢怒不敢言。
當時的朝廷中，開國大臣遏必隆的地位可與鰲拜抗衡。康熙先帝順治安排遏必隆為輔政大臣，其地位名列於鰲拜之前，目的就是為了制衡鰲拜。康熙皇帝親政後，更特封遏必隆為一等公，加太師職務，遏必隆位極人臣。
皇恩浩蕩下，遏必隆卻在皇上與鰲拜之間處處保持「中立」，對鰲拜的惡逆姑息養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從不曾上奏彈劾，也不加勸阻告誡，甚至還抓住時機附和鰲拜。
康熙八年，少年有為的康熙一舉鏟除了鰲拜及其黨羽。康熙認為遏必隆受兩朝皇帝恩寵，但看到鰲拜擅殺多位大臣、勢逼皇帝天子，卻置身事外獨善其身，在善惡正邪面前默不作聲，無疑是助紂為虐。康熙將其抓捕。一年後，遏必隆病逝，鰲拜也在獄中病亡。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中立」看似安全，明哲保身，實際上是將自己處於各方的拋棄之中，是在最危險之中。
美國第28任總統威爾遜說過，「中立」是一個負面的詞語。
二戰時歐洲戰場上，盧森堡、比利時、荷蘭等國紛紛宣布中立，極力避免被捲入戰爭，但是納粹德國卻並不買帳，很快用鐵蹄踏破了他們「中立」的幻想。
瑞士雖已宣稱中立，但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二戰期間，瑞士向納粹德國購買猶太人的黃金、拒絕接受猶太人難民，至今仍備受世界爭議。
太平洋戰場，美利堅實力最為雄厚，開始卻保持中立原則，直到日軍偷襲珍珠港後，美國立刻宣戰，一改中間立場。
平庸的邪惡：服從性「中立」
著名的猶太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或譯漢娜・鄂蘭）曾提出「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她認為極權體制下的罪惡有兩種，一種是極權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一種是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即對於顯而易見的惡行不加限制，甚或直接參與。以下就是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案例。
納粹高官艾希曼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納粹高官艾希曼被處以絞刑。在審判時，他一再強調「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我工作時皆全力以赴，以服從為最高原則。我將服從視為生命的典範。」當時漢娜・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在耶路撒冷法院旁聽席上，仔細觀察聆聽艾希曼的辯護。
她認為，「平庸的惡」是對強權與體制不加思考，只是服從或保持服從性的「中立」。把個人完全同化於體制之中，服從體制的安排，默認體制本身隱含的不道德、反道德行為；或者雖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藉體制的宣教和認可來給自己辯護，從而解除個人道德上的罪錯感。
漢娜・阿倫特說，艾希曼雖非墮落之極的邪惡化身，但他缺乏同理心、行事完全欠缺思考、毫無道德感。但殺人償命是天理，無論艾希曼如何為自己辯護，仍不能逃脫正義的懲罰。
中共統治下的人民
中共治下，平庸之惡隨處可見，文革便是典型的案例。傳統文化被破壞後，不僅使知識分子失去了良心與道統，普通民眾也甘做幫兇。如今，五毛、小粉紅、告密的學生、朝陽大媽（指北京朝陽區治安志工，被戲稱民間特務）等等，人們以滿足各種私利為動機，比如糊口飯吃、積極上進、推薦就業等，半推半就或積極主動地服從附庸中共的意志，而全然不顧自己是否站在了正義的對立面。
人心在「中立」中沉淪，社會在「服從」下敗壞，假惡鬥泛濫，人心冷漠。這樣做非但不能自保，結果是人人互害。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重慶一輛公交車墜落長江，造成司機和乘客在內十五人死亡。事因是一位女乘客因為自己發現過站未下車，要求司機停車，但由於該處無公車站，司機拒絕停車，雙方暴發激烈口角爭執，並演變成雙方互毆，導致車輛失控墜入江中。
從公布的調查結果來看，在乘客與司機發生衝突的五分鐘當中，竟然沒有一個人出面來干預和制止，對毀滅性的破壞舉動視若無睹、漠不關心，充當看客。這五分鐘裏，只要有一個人出來制止、勸說，都不會導致這樣的惡果。
如何避免「平庸的惡」
那麼，如何避免「平庸的惡」所引發的災難？就是要為正義發聲，不能選擇「服從性中立」——對邪惡沉默等同於同謀，為正義發聲才能守護良知。
在中共殘酷統治下敢於發聲尤為可貴，在武漢出生長大的中國九零後屠龍（化名）經過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他對美國之音說，一場武漢疫情徹底改變了他按照當局者意願做個順民的想法，他要為死者發聲。
屠龍說，要不是自己會翻牆，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訴他真相，此刻說不定他已經進了焚屍爐。封城的日子裏，他反思了很多：
「他們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時，我跟自己說，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會被清理；他們在新疆搞勞改營時，我想我也不是少數民族，我也沒有宗教信仰，我也不會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覺得我也不會去上街，不會抗議，所以也跟我沒關係。這一次事情發生在我的家鄉，我周邊已經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沒有辦法再忍受下去了。」
瑞士不再中立 中共面臨核彈式打擊
邪惡之所以得逞，是因為善良無所作為。
共產主義自誕生以來給全世界帶來的是飢荒、殺戮與極權專制。中共百年紅潮將中華文化破壞殆盡。時至今日，活摘人體器官，掩蓋武漢肺炎疫情，破壞港人自治，偷竊西方社會，赤化、拉攏、腐蝕西方政商大亨，可謂無惡不作。
對中共中立意味著甚麼？那些武漢肺炎疫情嚴重的國家和地區，是對中共持「中立」態度的結果。
在大是大非面前，正義與邪惡較量中，沒有中立與中間立場。天滅中共之際，無人奢談中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越來越清晰地區分中共與中國人民，不再信任中共政權了，連出重拳。美國制裁中港官員，凍結其海外資產，引發骨牌效應。一向「中立」的瑞士也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舉行「你是否支持瑞士銀行與企業和侵犯人權的國家做生意」的全民公投。
維基解密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五千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級大員；從中共的副總理一級、銀行行長、部長到中央委員，幾乎人人都有一個帳戶。如果公投通過，中共權貴大約有五千個帳戶、不知多少萬億的資金將被凍結。有評論說，這比美國的制裁更令中共權貴心驚膽寒，那將會對中共造成核彈式的打擊。
一九五零年九月十四日，中共和瑞士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七日，以保密著稱的瑞銀公布有一百位左右的中國人，在瑞銀的存款達到了七點八萬億元人民幣，數量之多，令人咋舌。該年中瑞雙邊貿易額三百一十八億美元，主要是一面倒地從瑞士進口機電產品、化工醫藥產品、光學儀器、醫療設備和鐘錶，進口額佔雙邊貿易額的85.7%。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瑞士外交部長伊格納西奧・卡西斯（Ignazio Cassis）在接受瑞士週報「星期展望」（Sonntagsblick）採訪時表示，「中共濫用人權和對香港的嚴厲鎮壓將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對，中共國已經偏離了開放的道路，希望瑞士能夠對中共做出更有力的回應。如果中共堅持自己的路線，西方世界將做出更加果斷的回應。」
在利益面前，瑞士選擇了良知！瑞士的轉變，不僅中共高官的海外財產面臨危險，而且瑞士由親共轉向唾共，由中立導向棄共，這意味著正邪的天平上，中共已經完全失衡失控，一邊倒地往天滅中共的方向奔赴。
天滅中共，無人能置身事外。順天而行，做出正義的選擇才能守護世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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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8/17/大是大非面前-孰可中立--410576.html
（本文主圖來源：明慧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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