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远(明慧之窗记者黄诗编辑)
华夏文化是神传文化,华夏文明之所以长期繁荣世代传承,主要得益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崇高智慧,儒释道精神蕴涵其中,秉承敬天顺天之传统,追求「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人对宇宙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最根本的看法,是以「天人合一」为核心。
古人认为天人可以相互感应,天象和人事变更直接对应,「天」主宰著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吉凶祸福。「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天人关系本质上是神人关系。
天人感应渊源流长 —— 中华文化之精髓
儒释道三家宗旨无不是教人向善,按照宇宙规律行事。儒家讲「人心不仁,天心不佑」;道家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果报应」思想更是佛家主要理论之一。
对于遭遇灾难,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理论,都是一致的,都认为是「天人感应」,是人心不好,因果之报,改变人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修德向善才能感动天地,消除灾难。
传统文化因而重视个人修养,要求凡遇事要向内找,这能使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通过完善个人以达「天人合一」,乐道顺天,不忧不惧,安身立命。并且认为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上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
上古时的河出图,洛出书,凤鸟至,都是古人认为天下要大治的预兆,「天垂象,圣人则之。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易书》),指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顺天呈象而化育天下,开启了华夏民族本源文化的肇端。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大道昌明,万邦协和,天降祥瑞频现。
《尚书・洪范》则对天人感应系统整理并形成了「天人感应」的概念,明确指出「感应」的方式是「天」监察人的行为,然后通过一系列自然现象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与人事行为是否端正直接感应。
《吕氏春秋・明理》则分门别类地把灾异分为风雨、寒暑、阴阳、四时、人、禽兽、草木、五谷、云、日月、星气等许多方面,每个感应之中又区分出许多种复杂情况。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则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

《春秋》阐述天道 人间祸福天意决定
孔子作《春秋》言灾异述天道。《春秋》为儒家《五经》之一,被后人称为「礼义之大宗」。《春秋》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六年间的历史大事,涉及多国。内容包括天文气象、政治经济、社会生产与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
其中记载了「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鷁退飞、多麋、有蜮、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廿二史札记》)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重在事和文,惟独重在义。因为当时社会剧变,礼崩乐坏,孔子认为上天会根据人的行为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即以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孔子作《春秋》的要义是化导世人以接近圣贤之人,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
如鲁宣公时发生蝝害,蝝即未生翅的幼蝗,《春秋》明言宣公因「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宣公于此天灾后,能及时反省改过,恢复了古制,因而避免了更大灾害,保住了庄稼收成,所以孔子深为宣公侥幸而书之。
西汉时董仲舒集前代天人感应说之大成,著有《春秋繁露》等,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内涵以天人感应为核心,阐述「王道及三纲五常来源于天」的伦理。
董仲舒认为,天人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人君若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以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加以鼓励。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说:「天与人相通,就好像形与影、气的关系,做好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以祸。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讲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君当像天行动,人君至诚的心能感动皇天,使阴阳变易;如果人君逆阴阳、背天心则会有灾异发生,这是天皇对人君的告诫。」
商汤下「罪己诏」天降甘霖 后世仿效
对于灾异,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朝廷专门有「钦天监」这样的机构来监测天象、地震等,有关人员要收集相关情报,提出建议上报皇帝。一旦出现灾情,皇帝要发表「罪己诏」,反省自己是否失德,要避殿、减膳、罪己、求言等,以补过失;地方官要去忏悔,分析发生灾害与人心的因果关系。
历史上最早「罪己」的古代帝王是禹、汤。史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就伤心地的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于是自责。
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安抚民心,史称《汤诰》。汤深刻的检讨了自己的过错,曰:「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此后,适逢商连年大旱,五谷不收,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要用人为牺牲,向上帝祈祷求雨。于是,汤「剪发断爪」,身为牺牲,祷于桑林,这就是著名的「汤祷桑林」,记载于《商史》:
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即位后,天不下雨闹大旱七年之久,成汤于是来到桑林之野诚恳地向上天祈祷,他以六件事自责道:「是因为我的政令无度;或是我使得臣民有违职责;或是我的宫廷生活奢侈腐化;或是我任由后宫弄权乱政;或是我吏治不严使贿赂盛行;或是我听信谗言以使小人得势?」话还没有说完,方圆数千里便下起了大雨。

禹、汤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遂成为后世帝王皇帝效法的榜样。
其中,商汤祷雨的事例,是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古代开明帝君注重修身和善于纳谏、勇于自责的精神,故儒家将其列为「圣德芳规」,成为古代官场的一种道德精神,亦称之为「官德」。
史载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征和年间,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据学者萧瀚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显示,中国历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
《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在天灾人祸面前能够自责,反省忏悔自己做错了甚么,从而修正自己的错误,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找到避免天灾应对人祸的方法,这充份体现了古代明君的良知,更是天下万民的一份福气,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之一。
结语:中共逆天而行 世人莫追随
历史上许多先知、先觉和高人都能通过观察天象,预知世间大事的发生和朝代的变迁,如三国时诸葛亮的《马前课》,唐代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宋代邵雍的《梅花诗》,明代刘伯温的《烧饼歌》等,其创作之严谨、思维之缜密、应验之神奇,令人惊叹,警示后人,明智之士当选择以趋吉避凶。
翻开人类历史,天灾几乎从未曾断绝过,史料同时也记载了许多行善者身上发生的瘟疫不侵、水火风雷不殃的事例,充分证实了重德向善者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与保护,在危难关头,能够化险为夷,因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然而当今中共却逆天而行,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强制给人们灌输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妄想割裂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谐和关系,使道德沦丧,以恶为能,无恶不作,危害生命,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
其中最大的祸害则是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甚至犯下了「活摘器官」这样的「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使人神共愤,必遭天谴。
幸好天佑中华,目前中国大陆已有超过四亿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彻底认清其邪恶本质并拋弃它,这是顺天意而行的壮举。明真相,回归天理、道德和良知,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才能获得上天的护佑和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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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4/2/23/中华文化智慧之──「天人感应」(上)-288021.html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14/2/24/中华文化智慧之──「天人感应」(下)-288022.html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08/7/11/【神传文化】帝王罪己-181747.html
(本文主图来源:Pixabay)
世局纷乱、灾异频仍、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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