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岩（明慧之窗记者周慧文编辑）
新冠疫情封控以来，大陆民众为维权成群上访的事件，已经越来越不足为奇。中国人讲因果。比如人们对封控是因、上访是果，很容易看清楚。
然而在二十四年前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法轮功修炼者的「四﹒二五」万人上访却震惊了中国社会，以至于不少人，至今还留有法轮功上访是「因」、被镇压是「果」的误解。
为甚么会颠倒因果
中国人想到「法轮功万人上访」时，为甚么会颠倒因果呢？主要原因有三：
1. 上访=挑战：在当时思想开放程度很有限的中国社会，上访被认为是对共产党的公开忤逆和挑战，无论出于甚么原因，上访有罪。
2. 人多=围攻：在当时的中国，平均十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学炼法轮功，即十亿人里有一亿人学法轮功。所以即便是自发和临时的个人举动，也很容易动辄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对共产党来说，人数多就叫「威胁」、「有组织」、「围攻」。
3. 隐忍=有罪：共产党整人有术、法轮功隐忍有方。法轮功修炼者从一九九六年开始持续受到政治迫害，比如被全国范围的「先定罪后调查」等、被禁止出版书籍等等，但他们一直默默承受，认为清者自清。然而，在时任中共头子江泽民眼里，法轮功的自律自持举动等同于看不起他，除非法轮功放弃真善忍、改习马列，并拜倒在他的脚下。
「四・二五」万人上访事件因果还原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之事，被中共诬称「围攻中南海事件」，其实是万余名法轮功学员，遵循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寻求「天津事件」得以公正解决，要求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是一个为阻止迫害升级的、自发的和平上访行为。
20多年后的今天，适逢「四・二五」二十四周年，我们为大家重温一下这段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因。
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从一九九六年就开始酿成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熟悉中共历史的人一看便知，这是政治整人运动的信号——「名誉搞臭」开始了。
果然，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
一九九七年
接下来，一九九七年一月和七月，有人插手公安部，两次在全国范围调查法轮功的所谓「非法宗教活动」，网罗罪证，欲定为「邪教」。结果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分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
但中共是搞运动能手，面对法轮功日益上升的口碑与威德，面对当时平均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人在学炼法轮功的局面，江泽民妒嫉难耐，已丧心病狂；罗干更是想借江泽民之手，以法轮功群体的血肉，达到他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
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八年七月，罗干等人通过公安部，违法地先给法轮功定罪为「邪教」，再组织全国范围搜集罪证。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公然把法轮功称为邪教，然后提出：要掌握（法轮功学员）活动内部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
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人员和特工等被派到法轮功的炼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修炼来去自由，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瞭解，反而成为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结果令罗干等人很吃惊：在全国各地，1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
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科痞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章继续引用不实的事例，指名诬陷法轮功，继续实践「名誉搞臭」的政治策略。
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是一个依附政治的文人。此前在一九九八年五月，何祚庥就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用一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的例子诋毁法轮功。
何祚庥的文章在天津发表后，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认为有必要向有关方面澄清事实真相，并希望通过与杂志编辑部的沟通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影响。因此，四月18日至24日，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
读者朋友们注意，中共历次搞迫害民众的政治运动，都是由依附政治的文人在官方媒体批判、抹黑开始，发出「名誉搞臭」的信号，制造恐怖气氛。
在中共专制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们作为中共内定要「搞臭」的靶子，上访是唯一的反映情况的渠道。
再来回顾天津当时的情况：为了保持良好的秩序，到天津教育学院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们不喧哗、不随意走动，留出通往学院各处的通道，校门外也有法轮功学员义务维持秩序。
中国的《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述，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可是对待和平的上访群众，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两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却命令天津市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45人被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当场受伤流血。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却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直接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闻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打听如何到北京上访，得知到北京上访意味著上访国务院信访办。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巨大，人传人，所以赶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国务院信访办的位置在中南海的西门，警察引导法轮功学员排列到中南海附近。
在当时的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已经遍布各行各业。他们的共性是，无论个人原来的起点高低，都自愿遵循真、善、忍来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化解了很多家庭矛盾、人际矛盾，给社会带来祥和与光明，何来「动辄围攻」之说呢？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诱发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上访的直接原因，但是中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施行大面积打压，从一九九六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一直不停地制造事端。
一九九九年四月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上访，只是又一个为了阻止迫害的进一步升级的善良努力。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全面公开后，中共媒体说法轮功学员「冲击中南海」、「围攻中南海」，这些都只不过是为迫害而编造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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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3/4/4/「四﹒二五」因果还原-458442.html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1/4/24/「四﹒二五」上访真相掠影-423733.html
（全文图片来源：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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