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剑（明慧之窗记者心笃编辑）
美国波士顿大屠杀纪念馆外的石碑上，镌刻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那首著名的诗：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对付我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首诗之所以被放置在城市中心、众目之下，就是为了时刻提醒人们：
「沉默暂时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却终将是沉默者的墓志铭。」
当暴力与罪恶大行其道，哪个沉默的旁观者能够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受害者呢？尤其在大是大非面前，应该为正义发声，没有中立可言！
马丁・路德・金曾警告：「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
从历史看「中立」的代价
《清史稿・列传三十六》及《康熙朝实录》中记载著一个历史故事，康熙六年，年满十四岁的康熙帝开始亲政，当时的朝政仍被横行霸道、结党营私的鳌拜把持。鳌拜不仅矫诏（假传圣旨）杀了二号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甚至还想禁止有建言之责的言官上奏，其党羽遍布朝廷，作威作福，众官员敢怒不敢言。
当时的朝廷中，开国大臣遏必隆的地位可与鳌拜抗衡。康熙先帝顺治安排遏必隆为辅政大臣，其地位名列于鳌拜之前，目的就是为了制衡鳌拜。康熙皇帝亲政后，更特封遏必隆为一等公，加太师职务，遏必隆位极人臣。
皇恩浩荡下，遏必隆却在皇上与鳌拜之间处处保持「中立」，对鳌拜的恶逆姑息养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曾上奏弹劾，也不加劝阻告诫，甚至还抓住时机附和鳌拜。
康熙八年，少年有为的康熙一举铲除了鳌拜及其党羽。康熙认为遏必隆受两朝皇帝恩宠，但看到鳌拜擅杀多位大臣、势逼皇帝天子，却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在善恶正邪面前默不作声，无疑是助纣为虐。康熙将其抓捕。一年后，遏必隆病逝，鳌拜也在狱中病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立」看似安全，明哲保身，实际上是将自己处于各方的拋弃之中，是在最危险之中。
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说过，「中立」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二战时欧洲战场上，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等国纷纷宣布中立，极力避免被卷入战争，但是纳粹德国却并不买帐，很快用铁蹄踏破了他们「中立」的幻想。
瑞士虽已宣称中立，但无法完全置身事外，二战期间，瑞士向纳粹德国购买犹太人的黄金、拒绝接受犹太人难民，至今仍备受世界争议。
太平洋战场，美利坚实力最为雄厚，开始却保持中立原则，直到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立刻宣战，一改中间立场。
平庸的邪恶：服从性「中立」
著名的犹太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或译汉娜・鄂兰）曾提出「平庸的邪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她认为极权体制下的罪恶有两种，一种是极权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即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甚或直接参与。以下就是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案例。
纳粹高官艾希曼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纳粹高官艾希曼被处以绞刑。在审判时，他一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我工作时皆全力以赴，以服从为最高原则。我将服从视为生命的典范。」当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在耶路撒冷法院旁听席上，仔细观察聆听艾希曼的辩护。
她认为，「平庸的恶」是对强权与体制不加思考，只是服从或保持服从性的「中立」。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反道德行为；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藉体制的宣教和认可来给自己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罪错感。
汉娜・阿伦特说，艾希曼虽非堕落之极的邪恶化身，但他缺乏同理心、行事完全欠缺思考、毫无道德感。但杀人偿命是天理，无论艾希曼如何为自己辩护，仍不能逃脱正义的惩罚。
中共统治下的人民
中共治下，平庸之恶随处可见，文革便是典型的案例。传统文化被破坏后，不仅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良心与道统，普通民众也甘做帮凶。如今，五毛、小粉红、告密的学生、朝阳大妈（指北京朝阳区治安志工，被戏称民间特务）等等，人们以满足各种私利为动机，比如糊口饭吃、积极上进、推荐就业等，半推半就或积极主动地服从附庸中共的意志，而全然不顾自己是否站在了正义的对立面。
人心在「中立」中沉沦，社会在「服从」下败坏，假恶斗泛滥，人心冷漠。这样做非但不能自保，结果是人人互害。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重庆一辆公交车坠落长江，造成司机和乘客在内十五人死亡。事因是一位女乘客因为自己发现过站未下车，要求司机停车，但由于该处无公车站，司机拒绝停车，双方暴发激烈口角争执，并演变成双方互殴，导致车辆失控坠入江中。
从公布的调查结果来看，在乘客与司机发生冲突的五分钟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出面来干预和制止，对毁灭性的破坏举动视若无睹、漠不关心，充当看客。这五分钟里，只要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劝说，都不会导致这样的恶果。
如何避免「平庸的恶」
那么，如何避免「平庸的恶」所引发的灾难？就是要为正义发声，不能选择「服从性中立」——对邪恶沉默等同于同谋，为正义发声才能守护良知。
在中共残酷统治下敢于发声尤为可贵，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中国九零后屠龙（化名）经过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对美国之音说，一场武汉疫情彻底改变了他按照当局者意愿做个顺民的想法，他要为死者发声。
屠龙说，要不是自己会翻墙，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诉他真相，此刻说不定他已经进了焚尸炉。封城的日子里，他反思了很多：
「他们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我跟自己说，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我不会被清理；他们在新疆搞劳改营时，我想我也不是少数民族，我也没有宗教信仰，我也不会被清理；我很同情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觉得我也不会去上街，不会抗议，所以也跟我没关系。这一次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我周边已经有很多人得了病，也有去世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
瑞士不再中立 中共面临核弹式打击
邪恶之所以得逞，是因为善良无所作为。
共产主义自诞生以来给全世界带来的是饥荒、杀戮与极权专制。中共百年红潮将中华文化破坏殆尽。时至今日，活摘人体器官，掩盖武汉肺炎疫情，破坏港人自治，偷窃西方社会，赤化、拉拢、腐蚀西方政商大亨，可谓无恶不作。
对中共中立意味著甚么？那些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是对中共持「中立」态度的结果。
在大是大非面前，正义与邪恶较量中，没有中立与中间立场。天灭中共之际，无人奢谈中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越来越清晰地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不再信任中共政权了，连出重拳。美国制裁中港官员，冻结其海外资产，引发骨牌效应。一向「中立」的瑞士也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举行「你是否支持瑞士银行与企业和侵犯人权的国家做生意」的全民公投。
维基解密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五千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大员；从中共的副总理一级、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帐户。如果公投通过，中共权贵大约有五千个帐户、不知多少万亿的资金将被冻结。有评论说，这比美国的制裁更令中共权贵心惊胆寒，那将会对中共造成核弹式的打击。
一九五零年九月十四日，中共和瑞士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七日，以保密著称的瑞银公布有一百位左右的中国人，在瑞银的存款达到了七点八万亿元人民币，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该年中瑞双边贸易额三百一十八亿美元，主要是一面倒地从瑞士进口机电产品、化工医药产品、光学仪器、医疗设备和钟表，进口额占双边贸易额的85.7%。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瑞士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卡西斯（Ignazio Cassis）在接受瑞士周报「星期展望」（Sonntagsblick）采访时表示，「中共滥用人权和对香港的严厉镇压将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对，中共国已经偏离了开放的道路，希望瑞士能够对中共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如果中共坚持自己的路线，西方世界将做出更加果断的回应。」
在利益面前，瑞士选择了良知！瑞士的转变，不仅中共高官的海外财产面临危险，而且瑞士由亲共转向唾共，由中立导向弃共，这意味著正邪的天平上，中共已经完全失衡失控，一边倒地往天灭中共的方向奔赴。
天灭中共，无人能置身事外。顺天而行，做出正义的选择才能守护世界的未来。
▌《九评共产党》在线阅读：https://www.tuidang.org/9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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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原文：
https://big5.minghui.org/mh/articles/2020/8/17/大是大非面前-孰可中立--410576.html
（本文主图来源：明慧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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