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玉文、君健（明慧之窗记者周慧文编辑）
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毛在早期的农民运动中的这个表述，贯穿了整个中共发迹史。
「翻身先翻心」 颠覆传统普世价值与道德伦理
租地种田要交地租，租房住要交房钱，贷款要付利息，这是社会常态与经济常理。要把这事说成是欺压、反动，正常人不会接受。有农民质疑：「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
儒家文化讲「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佛家讲因果报应，前生造孽今生贫困，前生仁德，今生富贵。人们普遍认为「人凭良心，虎凭山」，动地主土地是丧良心。「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中共要让农民造反，就要颠覆传统的价值与道德观。
于是中共引入所谓剥削理论、算账和阶级斗争学说，颠覆了自古以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普世之道。仇恨被无限放大，贫穷变成了斗争资本，有产即是犯罪。
土改工作组进村首先要划「成分」，确定「地富反坏右」。然后与「苦主」一同吃住，拉近感情。一屯一屯地做，在太行山区，这被称之为「蝗虫政策」。
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杨泰木，工作队员算出他40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10万斤稻谷后，他激动地跳起来，一心想著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
天上掉馅饼，总有些让人手足无措。抢劫成「正道」，总是有那么点匪夷所思。为了进一步扫除思想障碍，东北工作组让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游民做骨干。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七日，山东寿光县营里镇孙河南道口85岁的孙玉吉老人回忆当年村里斗地主时道：「二流子偷东西连小我5岁的弟弟都知道。……他指著孙健仪（编注：地主）鼻子说就是这些剥削阶级，喝血吃肉，说完还打了老人家一巴掌，真不是东西。这个混子后来还当了民兵队长，……没少造孽，一九六九年被雷劈死了，无子无女，真是报应啊。」
斗地主现场：干部鼓动痞子冲锋 精英成亡魂
尽管农民通过诉苦「翻心」了，要发展到动手打斗乡绅，还是有些畏难的。这就需要中共精心策划批斗现场了。
工作组要预先演练，在人群中不同位置分布队员，设计引领口号、挑起会场群众氛围，布置苦主边哭边诉。村里的二流子、村痞往往成为斗地主的主角，打起人来狠辣、无所顾忌。在干部鼓励、武装压阵、群众激愤、二流子兴势、苦主哭诉的特定氛围中，酷刑与死人成为革命欢歌与成果。
湖南省溆浦县八区区长郭静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恶霸地主站在台上被斗，贫雇农一个个上台诉苦斗争。一个苦大仇深的雇农，诉苦诉得大哭起来，走过去就将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一半，『呸！』一声吐在台上，台下的群众骇了一跳。」
二零零七年，学者张英洪在调查湖南溆浦县土改时，讲述了一个地主遭群众「凌迟」的案例：批斗现场干部向五九大声广播：「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顿时掌声雷动。杜元富抽出手枪对准陈老二腿部就是一枪，士兵们接连几枪毙了陈老二。随即苦大仇深的群众，纷纷割其耳朵和鼻子，剖膛取心，割肉下酒；有个士兵一刺刀挖出陈的眼珠子，猛然用脚踏破，眼液四溅。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广袤的中国农村有著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村中的乡绅拥有资产与土地，他们好学勤作，乐善好施，温良恭谦，德高望重，肩负著架桥修路、兴乡办学、社会救济的责任，是乡村中的精英。改朝换代，皇权更迭，然而县制以下基层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仍需要他们来担当。这样的人群其实跟政权是没有甚么关系的，更不会危及到谁当政。
土改中，中共处心积虑要打倒的就是这样的人。「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民国开国英雄杨载雄是湖南澧县县城桃花滩人，参加过一九一一年十月的武昌起义。孙中山曾亲书「陆军三等龙虎章少将」匾给他。一九五一年土改时被枪毙。
宣传洗脑 抹黑地主形象
自古「文以载道」，中共讲文艺为政治服务。地主被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南霸天一定要霸道，黄世仁一定要凶狠，刘文彩一定要残暴，周扒皮一定要刻薄。靠剥削发家，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居朱门深院，性情骄奢淫逸，直到今日，恐怕不知真相的中学生心目中的地主形象还是这些。
真实的地主是怎样的呢？
一九九二年，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乡——中共四川大邑县县委做过一项民意统计，主题是「历史上谁给本县贡献最大」。第一人是刘文彩。尽管经过几十年的颠倒黑白的宣传，刘文彩扶困济危、慈善办学、兴修水利、开路架桥的故事仍在老百姓中流传，乡亲称他是刘大善人，碑文刻「慷慨好义，有燕赵豪侠风」。
一九九五年，县长金嘉祥准备恢复「文彩中学」校名，遭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压制，民意统计结果被打入冷宫。
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共组建专业班子编造《收租院》污蔑刘文彩。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特意到虹桥村14组找到长工谷能山，因谷身材健硕，「艺术家们」准备把他塑造成反抗刘文彩压迫、宁死不屈的英雄好汉。
没想到谷说：「我在他家吃得非常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我吃。」「艺术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启发教育、煽仇造恨、金钱利诱，谷能山就是不上道，最后乾脆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
不日，谷能山被民兵拉走，被强制劳改。一九六零年春，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将刘文彩庄园周边的民众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因为环境恶劣，许多人就死在了那里。
杀人权的下放与按比例杀人
有美国学者计算中共建政后土改使450万人丧生，国内学者研究是200万到300万之间。而中共土改中的杀人权是下放到区一级的。共产党的区长、书记、工作组组长、贫农会成员可以随意掌握地主、富农的生杀大权，也可以决定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贫雇农对谁不满，私下跟工作组说一下，就能借刀杀人。
杀人是有比例的。
据中共一九四八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10%。」按这个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900万个阶级敌人来。
作家铁流曾披露：「土改时，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20人为一批，犯人齐崭崭地跪在地上。
「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截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白的脑花和红的血水流成一条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真叫惨不忍睹。」
土改批斗运动中的很多酷刑超乎人类的想像，有学者称之为反人类酷刑。
仅一九五零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据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检查队的统计：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起来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丹徒县炭诸乡等3个乡斗争的40人中，有26人一上台就跪，被剥掉衣服，有10人被剥光了衣服；太仓县浮北乡斗争时按照跪、剥衣服、浇冷水、蹲水缸、上老虎凳的套路，连两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也被迫蹲水缸。」
杀人是革命的需要，杀得多、杀得狠是革命的忠诚表现。中共和毛泽东搞土改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著眼于分田到户，而是出于中共新生政权的杀人立威与共产意识形态的斗争惯性。
结语
中共建政后的土改，把无法无天暴力剥夺他人财产与生命，包装成合法合理的「阶级斗争」、专政需要，在制造恐怖的同时，颠覆著善恶的道德标准，摧毁了文明基础，为以后经常性的政治动员下的群众斗争做了国家性演练。
中共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一次次迫害运动之所以轻易上手，也是因为土改已为其种下了邪灵恐怖的基因与清除了传统道德后的正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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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原文：
明慧期刊：天地苍生（特刊） https://qikan.minghui.org/qikan.aspx?id=194743
（本文图片来源：明慧网；主图说明：土改时斗地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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